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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投注app(www.huangguan.us):胡适驻美大使任上的首次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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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胡适便以个人身份远渡重洋,争取欧美国家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胡适自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胡适:《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938年10月5日,自欧洲返美后两天,胡适赴华盛顿接受这一新挑战。

评价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的文章很多,大多论说持肯定态度。但胡适的大使之路真的一帆风顺吗?显然并非如此,最为世人知晓的是宋子文对胡适演讲过多的批评。除此之外,1938年12月16日出刊的国民党官办色彩刊物《杂志》曾刊载一组炮轰胡适大使的文章,如《胡适酒醉了么?》《胡适之言》《胡适演讲词检讨》等,矛头直指同年12月5日胡适的演讲,那天胡适到底说了什么?何以引起风波?本文将依托新发现的档案说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仅仅两月,就因演讲而遭遇了一次信任危机。

演讲风波

胡适擅长演讲。据笔者统计,仅1938年,胡适日记有明确记载的演讲就有71次之多。演讲是胡适对美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他争取国际支持的主要手段之一。

1938年12月13日李国钦回复王世杰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组有关外交部驻美大使胡适1938年在美演讲的英文电稿,共6页,恰与此事相关,包括胡适友人李国钦回复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函件、美国合众社负责人Roy Howard回复李国钦函件、胡适回复王世杰函件三部分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六一,案卷号159。以下所引档案均来自此。注:电稿原为英文,中文为笔者所译。)这组电稿是对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所产生负面影响的澄清,查阅《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并未收录。

据胡适1938年12月5日日记,记有“早晨国钦来,我对他说昨夜病状。我把上午的约会全辞了(牙医等),睡到十一点半,起来穿衣,觉得好多了。到Lawyer's  Club(律师俱乐部),赴国钦的午餐,到的有Rockefeller, jr(小洛克菲勒),Roy Howard(罗伊·霍华德),等五十人。席后我有演讲,本意另作演讲,但因为有病,故仍用昨夜演讲大意”。(胡适:《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昨夜演讲”指的是12月4日胡适在哈摩尼俱乐部演讲“Japan's war in China”(《日本的对华战争》也被译作《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战争》)。演讲后他即胸口作痛,此为胡适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此次演讲内容讲道:“中国抵抗侵略者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一定要依靠两件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第二,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国际情势转变对中国有利,对其敌人不利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

为了帮助美国人民设身处地理解中国抗战情形,胡适还将中国现在的情况比作美国革命战争中美国军队在“福吉谷”的处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之参战和中国最后的胜利。以后的演变果然如此。”(陈之迈《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传记文学》第10卷第2期。)正是在此次演讲中,胡适提出他著名的“苦撑待变”理论。此次演讲内容并无不妥之处,胡适向美国人民表达了中国坚持抗战的决心。

既然12月5日演讲仍用12月4日演讲大意,怎么还会引发《杂志》对胡适的炮轰?是演讲记录有误?还是另有原因?

“标题党”Howard

这还得从12月5日演讲到场听众说起。

胡适12月5日日记中所提到的Roy Howard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和合众社负责人,当天的午餐会仅有的两家媒体是合众社和《纽约时报》。合众社在晚间发行,Howard便抢先在合众社头版以“胡博士透露了中国的和平标价”之名刊登了当天中午胡适演讲的报道。这篇报道的标题虽然非常吸睛,却与胡适的演讲内容不相符,甚至暗示胡适有为求和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

胡适在演讲结束后没多久就因心脏病发作被抬进长老会医院,并未审阅过Howard的报道。这篇报道被美联社转载,而美联社的报道只选取演讲部分内容并曲解为“中国抗日战争早期军队溃败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和议”,以配合“胡博士透露了中国的和平标价”的虚假标题。这自然给胡适带来了大麻烦。

胡适是国民政府驻美“形象代言人”,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国家颜面。国民政府为演讲风波着实紧张了一把,急着向美国方面寻求演讲详情及在场者证词。

12月5日午餐会举办人李国钦与胡适交谊颇深,在中国矿冶界因发现和使用“钨”而声名鹊起。抗战期间李国钦在国民政府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1941年出任罗斯福总统顾问。

李国钦(1887-1961)(图源:矿冶园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12月13日,李国钦电报回复了王世杰所询问的演讲详情,提及胡适正卧病在床,不知晓此次问询:

我邀请了很多知名商业精英与金融领袖,包括两位出版家,一位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和合众社负责人Roy Howard,一位是《纽约时报》出版人Arthur Hays Sulzberger。此次事件没有记者被邀请,我预计也就没有相关新闻报道。

Roy Howard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的报纸是一份晚报,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如下:

“胡博士透露了中国的和平标价”

这显然与胡适演讲的主题不符。于是李国钦打电话给Howard要他为此事作出解释,Howard的回答如下:

你知道我是中国人的朋友,我对胡博士的演讲印象深刻,我觉得我应该为此做点什么。我比你更加了解美国人的意见,我知道什么样的标题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只看这个标题的。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知道胡博士说了些什么。如果没有醒目的标题,人们自然也就忽略了文章,那整个演讲就会因此浪费。此外,你所关心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胡博士的演讲非常精彩,从今天听众的评价来看,没有一位大使的演讲能像胡博士的一样让人印象深刻。

Howard的解释过于牵强,他为了自己的报道能博人眼球,故意给胡适的演讲取了个“醒目的标题”。

佐证清白

《纽约时报》报道12月5日胡适演讲内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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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实胡适演讲内容无不妥之处,李国钦在电报中提及,演讲完的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也报道了此次演讲内容,标题是《中国的独立斗争》,这与演讲内容相匹配:

“胡适大使预见了与美国类似的长期斗争后的胜利

时间将会有助于沦陷区

大使说国际形势有助于中国”

最近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博士昨天在115路的律师俱乐部午宴后说道:“将中国军队最近的挫败与美国早期战争相比,中日之间的冲突像一场革命战争”,他预测,“成功最终会属于中国人民,否则,即使中国成为殖民地,中国人也会继续战斗。”

胡适博士说,中国现在的处境类似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汉口、广州失守切断了中国与海洋之前的通道。胡适博士提到了很多中国人都陷入绝望情绪中。

他说:“我们想要得到和平”,“但这里中国人看不到一点和平的可能。我们只有战斗。”

“福吉谷被所有历史学家都看成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大使继续说道,“但是不久,英国提出和解。这将使得战争不必再继续第四年,但是也会使得美利坚丧失独立性。所以他们拒绝了。殖民地的人们继续战斗,最终华盛顿走出了福吉谷,在约克镇取得最终胜利。”

“华盛顿和他的伙伴们持续了整整六年的战争,殖民地的人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他们战斗的过程中,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化。”

他继续说道:“时间和地理因素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只有我们坚持战斗,胜利才会到来。如果打持久战,总有一天,国际形势会向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抓住了胡适演讲的核心内容,即中国抗战会像美国独立战争一样取得最终胜利。这可算是胡适演讲忠实的记录。最后李国钦义正词严地指出:

1、Howard的标题与胡博士演讲的内容不符,很明显,Howard曲解了他的意思。随信附上报道的复印件。

2、胡博士说的就是指现在。如果他不描写第一部分,他就不会把第二部分写得那么有说服力。比如,你想斥责一个人,你总是先对他说几句好听的话。胡博士如果不提及第一部分,也就不能引出我们在“福吉谷”的抵抗。

3、胡博士的演讲广受好评。演讲期间,没有听众离开房间,且房间里也没有一点噪音。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大堆参加午餐会精英们的赞扬信。

我希望以上内容能够澄清Howard在合众社头版发表文章引起中国方面的误解。

李国钦向王世杰解释了这场演讲风波的来龙去脉。先说明Howard是个“标题党”,最重要的是指出胡适在演讲第一部分提到中国军队早期的挫败和国民出现的低落绝望情绪不是在损害中国国民反侵略斗争的形象,而是为了反证当今坚持抗战的意义。举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福吉谷”的例子,则是为了唤起美国民众的共情,争取道义支持。胡适当日的演讲广受好评,大获成功,对中国抗日战争有利无弊。

胡适病中回应

王世杰(1891-1981)(图源:武汉大学官网)

王世杰曾任北大法学教授,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也是国民政府任职时间最长的教育部长。1938年4月,王世杰被委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参事室的任务主要是为了政治问题进行设计和审议,具有智囊团的功能,以“贡献关于政治、外交、经济、财政、教育等重要政策的意见”。(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参事室直接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领导。由此可见,此次演讲风波蒋介石必定知晓,而由胡适多年好友王世杰处理此事,倒也合适。

胡适回复王世杰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王世杰在向李国钦问询同时也询问了当事人胡适。12月8日,病中的胡适就已给王世杰电复了涉及演讲争议段落的原文:

我演讲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在广州、汉口沦陷后,我们许多人民和领导人都有过短暂的怀疑、犹豫甚至绝望,这是很自然的。人的血肉之躯与先进得多的机械、金属武器相比,作战能力要有限的多。而且经常会有因为疲劳而溃败的风险。在怀疑和犹疑期间,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谈论和平并因此思考放弃抵抗,这是很正常的事。事实上,我们的敌人更加清楚他们需要和平,但是这个犹豫期同样也是做重大决定的时刻。我们的领导人没有花太长时间就知道了现如今的中国想要和平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和平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所以我们的领导人在认真考虑了所有的困难和潜在可能性后,继续我们抵制侵略者的政策,继续抗战。”

除此,别无他话。

不难发现,胡适演讲的内容恰恰是自己对日主张由“和”到“战”心路历程的自白。短暂的怀疑、犹豫、绝望以至于谈论和平是抗战初期国民怀有的正常情绪,最重要的是在认清困难后坚定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在档案文献面前,胡适的信任危机自然化解。

不辱使命

“在那个特殊时期,有胡适代表中国活跃在美国的朝野,能够赢得美国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国的好感,而这对美国最终大力援助中国、与中国并肩抗击日本,意义绝非很小。用今天的时髦话说,胡适体现的是一种‘软实力’”。(王彬彬:《费城的钟声》,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胡适以演讲争取美国官方及民间的道义支持,为中国抗战作出了贡献。同时他或也因高强度的抗日演讲导致了心脏病发作,为二十多年后在“中研院”演讲中心脏病突发猝死埋下祸根。

档案文献的重见天日揭开鲜为人知的胡适往事,“标题党”与断章取义的二手报道带来的大麻烦让病中的胡适仍“无地自由”(语出沈卫威),应付乌龙事件带来的质疑与骂名。在友人李国钦的倾力证实下,胡适得以顺利度过演讲危机,今后桐油贷款、滇锡贷款的促成才有可能。直至战事转机的出现,胡适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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